看完中央纪委大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篇的感受民间配资。

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被“双开”，中央纪委的通报透露，黄兴国“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黄兴国是正部级干部，要办他的话，只能中央纪委动手，他找谁打探线索呢？

消息面上，央行等部门中午连发3条通知，针对公积金贷款利率、商贷利率政策下限、购房首付比例等进行调整。业内分析认为，后续“低首付+低商贷利率+低公积金利率”的购房模式会形成，全力助力今年房地产销售市场的活跃，也有助于全面提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董事会同时宣布委任马焱俊为非执行董事，自2024年5月17日起生效。

中央纪委吊起看客的胃口，过了5小时又10分钟，揭晓答案，竟然是一个处级干部。

△黄兴国

打探武长顺案件线索

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就是黄兴国盯上的那个干部。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中，12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责包括负责查办联系单位中管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等。六室联系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七室联系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

专题片透露，2014年到2015年，袁卫华在天津查办相关案件，时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的黄兴国就主动地多次与袁卫华接触，打探武长顺案件、杨栋梁案件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套取、打探关于黄兴国本人的一些问题线索。袁卫华都一一奉告。为此黄兴国多次请袁卫华喝酒、吃饭，赠送名贵手表等贵重的礼物。

△袁卫华 （专题片截图）

这段话的信息含量不少。首先关注的是黄兴国打探线索的时间：2014年至2015年。以黄兴国打听的内容看，涉及的有武长顺案件、杨栋梁案件及本人问题线索。

其中，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于2014年7月20日落马。

中央对天津的第一轮巡视时间为2014年。当时巡视组反馈后仅10天，天津“首虎”武长顺便落马。据中纪委官方透露，在天津期间，中央第五巡视组与武长顺斗智斗勇，不仅要提防被监听、监控而泄露信息，还要想方设法确保举报人的安全。巡视组为了拿到第一手证据、保护被约谈人员的安全，将约谈地点从天津转移到北京，而被约谈者“一路上换三次车牌”更加印证了巡视组的判断。

从武长顺落马开始，黄兴国就有点坐不住了。

△武长顺

打探杨栋梁案件线索

武长顺落马近半年后，2015年4月，黄兴国在市委举办的学习班上公开表示：武长顺等人违纪违法案件，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藐视法律、破坏法治。领导干部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做尊法敬法的引领者、学法懂法的先行者、守法护法的捍卫者、用法依法的示范者。

现在回头去看，可以想见黄兴国讲这番话的心情，五味杂陈。

武长顺落马之后，2015年8月18日，天津港“8·12”瑞海爆炸事故的“头七”，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落马。这位虽是国务院部委的官员，但与天津脱不开关系。

杨栋梁落马消息发布得很突然，他原定8月18日下午回国家安监总局参加党组会议。而后回复总局，天津有事耽搁了，无法参加。对黄兴国而言，这个消息也很突然。

第二天的爆炸事故发布会上，被问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查是否与天津爆炸事故有关，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说，杨栋梁被查，“我也是从网上得到的信息。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

杨栋梁落马时，同事从一位天津纪检系统人士处获知，杨这个人私心很重，在当天津副市长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举报他，不乏天津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典型的带病提拔。对杨的秘密调查已有半年之多，爆炸这个事只是“契机”。

黄兴国与杨栋梁有较长时间的共事经历。他和杨栋梁经历了从同事到上下级这样的关系转变。2003年至2007年期间，两人都是副市长，2008年1月，黄兴国更进一步，至2012年5月，杨栋梁进京担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之前，两人是上下级关系。

△杨栋梁受审现场

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心存侥幸

两位共事者先后落马，这对黄兴国的冲击应该不小。所以在打探武长顺案件、杨栋梁案件情况的同时，他也套取、打探关于本人的一些问题线索。

就黄兴国向袁卫华打听线索这件事，时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穆红玉在专题片里说：“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一些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心存侥幸，不是主动地向组织交心，向组织主动坦白自己存在的问题，而是往像袁卫华这样的纪检干部身上靠，去贴，打探有关信息，试图对抗组织的调查。”

黄兴国确实有问题，中央纪委的“双开”通报：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阳奉阴违，搞迷信活动，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封官许愿，任人唯亲；

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获取巨额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安排出访随行人员，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获取巨额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这三条说直白点，就是黄兴国当官之后，不仅主动利用位子为自己儿子谋利，还纵容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官帽换钱换好处。

据澎湃新闻报道，这位从公社团委书记走上来的正部级官员，家中有4个弟弟。多年来，伴随着长兄黄兴国在仕途上的不断“进步”，他的弟弟们也投身生意场，涉足机械、建筑、房地产、海洋经济等多个领域。这一情形持续至2016年9月10日。当天晚上10点3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黄兴国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此后不久，黄兴国的弟弟黄兴余、黄兴荣也被有关部门带走。

黄兴国是十八大后继武长顺、尹海林之后天津第三个落马的省部级干部，同时也是三人中级别最高的干部。这三人当中，武长顺、尹海林都曾是黄兴国的下属。

被贴的副处长：一张嘴竟然成功了

最后再说说黄兴国“主动多次”与之接触的袁卫华。他于2015年被立案审查，很有可能是在黄兴国打听完杨栋梁案件线索后不久。

△袁卫华 （专题片截图）

这名37岁的处级干部，曾经是家乡的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曾经参与查办过慕绥新、马向东、武长顺等大案要案，也曾经立功受奖。

“我的求学之路是很顺的，始终是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一直到北大。因为我当时对自己仕途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快速的规划，希望能够尽快地进入处级这个岗位。但是这个目标情况之下，如果顺便能生活更好，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袁卫华说。

袁卫华想到的“顺便能生活更好”的办法，是以案谋私。

他第一次将工作秘密拿来做交易发生在2004年，他主动向某副部级干部泄露举报内容。这名副部级干部任职的地区，属于袁卫华所在的第六纪检监察室对口联系的地区之一，袁卫华因此有机会掌握反映该地区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而第一次泄密，就换来了一个超乎他想象的大工程。

“我是科级干部，他是副部级干部。但是在一张嘴的情况下，竟然我成功了，这样就真的有一种一发不可收的感觉了。”

多年来，袁卫华利用自己的权力，承揽到总金额超过10亿元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都交给他父亲的工程队。在儿子到中纪委工作之前，袁卫华的父亲手下只有一支三五个人的小包工队，只能承接一些防水、房屋翻修的小工程，但他儿子却帮他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承揽工程专业户。

袁卫华则要求父亲订立遗嘱，写明“将家庭财产全部给大儿子袁卫华”。

黄兴国带谁出访，违了啥规？

1月4日下午，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因其涉嫌犯罪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在中央纪委网站列举的黄兴国“罪责”中提到一个此前未见过的违反政治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违规安排出访随行人员，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

罕见“违规安排出访随行人员”

一起看看，黄兴国违反了哪些政治纪律与规矩。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原文如下：

经查，黄兴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阳奉阴违，搞迷信活动，打探涉及本人的问题线索，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封官许愿，任人唯亲；

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获取巨额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安排出访随行人员，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问题很多，问题很大。不过，“违规安排随行人员”这条，十分好奇：一来，地方大员黄兴国经常出访国外？二来，什么行为算是违规安排随行人员，到底谁违规随行过黄兴国？

除了非洲拉美外都出访过

在公开报道中，黄兴国率团出访的频率是平均每年至少一次。除了非洲与拉美以外，黄兴国基本都率团涉足过，访问过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印度、以色列等十余国。

不过，代表团成员情况并没有更多透露，几乎都是用“代表团”三个字覆盖。访问目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推动友好城市合作。占据访问大部分时间的一般都是与企业负责人的会晤。

举几个最近的例子，2013年和2014年，他分三次出访。

2013年6月，应韩国仁川市政府、美国费城市政府、科恩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集团邀请，黄兴国率天津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上述三国。

据《天津日报》记录，在韩国的行程安排了两天时间，代表团考察了仁川自由经济区，详细了解了该区规划建设情况，以及在国际贸易、金融服务、电子信息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代表团还访问了仁川大学，就加强两市高校间的人才交往、学术交流进行了探讨。

不过，这次的访问重头戏看来是在美国。黄兴国率天津市政府代表团用5天时间在美国旧金山、芝加哥、费城、华盛顿进行访问，报道中占据篇幅最多的是与商界人士的接洽。例如，黄兴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科恩集团主席威廉·科恩，并与安泰集团、安利公司、波音公司、美国铝业公司、联合技术公司、辉瑞制药公司、豪士科公司、霍尼韦尔公司、庄臣公司、美国进步中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企业和组织的30多位知名企业家进行交流。

在芝加哥，代表团专门邀请该市规划部门专家讲解，考察了芝加哥河两岸的特色建筑。

对加拿大的4天访问期间，代表团访问了全球500强企业、世界知名的交通运输设备和宇航产品制造商庞巴迪集团以及汽车多元化系统供应商麦格纳集团等。

在加拿大期间，代表团还详细考察了蒙特利尔、多伦多的城市规划建设情况。在蒙特利尔，代表团重点考察了该市的“地下城”和城市自行车租用服务设施。

2014年6月，黄兴国再次率团出访，这一次同样是三个目的地，分别是爱尔兰、希腊和以色列。爱尔兰期间，主题是金融；希腊则是围绕航运；在以色列主要探讨了水资源开发利用。

在希腊期间，代表团听取了希腊文化部官员关于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介绍，就制度设计、技术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代表团还在希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索菲亚等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相关工作情况。

以色列访问的报道提及“黄兴国要求随行的有关部门积极跟踪落实在谈合作项目”，但仍未提及随行人员情况。

△黄兴国在以色列一家公司考察

出访陪同可能出啥问题？

那么，出访随行人员问题上，黄兴国到底可能犯什么错？

事实上，对于约束领导干部出访问题早有规定，198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约束对象是党和国家机关省、部级(含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和赴港澳地区访问的行为。其中首先提到，领导干部出访，必须按规定的组织手续报批，审核机关要严格把关。

《规定》还要求严格控制出访团组人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陪同和随行人员总数原则上不超过20人，随行记者人数也应压缩。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访，陪同和随行人员总数不超过10人。省、部级干部出访，团组人员总数不超过5人。个别团组如因特殊情况需超过规定人数，应专门报批。出席多边、双边国际会议或其他专业会议的团组人数，根据实际需要报批。

也就是说，报批时未提到或未批准的是不允许随行的。不是相关领域主管干部当然也不应该被安排到团组里。

此外民间配资，《规定》还指出，领导干部出访，如确因工作需要偕夫人同行，须在上呈报告中写明，一并报批。不得以任何名义携带子女出访。